李商隐此诗以“感怀”为骨，以“寄献”为表，在艺术手法上展现了其典型的沉郁顿挫与隐喻交织。首联“下客依莲幕，明公念竹林”以“莲幕”暗喻幕府生涯，用“竹林”典故自比阮籍之困，既点明身份卑微，又暗含对尚书（疑为郑亚）的依附与感激。颔联“烟波吴楚接，日色洞庭深”以壮阔江景托起孤寂心绪，烟波浩渺与日色深沉形成空间与时间的双重张力，实为以景写情的典范。颈联“徒倚三层阁，徘徊一叶舟”通过“阁”与“舟”的对比，将物理空间的局促转化为心理的漂泊感，而“徒倚”“徘徊”二词更以动作的重复性暗示诗人对前途的茫然。尾联“如何此时恨，嗷嗷夜猿鸣”以猿声作结，将抽象之“恨”具象化为凄厉的听觉意象，呼应了杜甫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的悲凉传统，却更显李商隐式的幽微与内敛。
全诗在结构上采用“起承转合”的古典范式，但情感流转却突破线性逻辑。首联的“念”字已埋下感恩与愧疚的伏笔，中二联的景物描写看似客观，实则通过“接”“深”“阁”“舟”等字眼，将个人命运与自然时空的不可逆性相勾连。至尾联“恨”字爆发时，读者方觉前文所有意象皆是这一情绪的层层铺垫。尤其值得玩味的是“嗷嗷”一词，既模拟猿声的凄厉，又暗含《诗经》“哀哀父母”的孝思，使个人感怀升华为对时代乱离的集体悲鸣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笔法，正是李商隐超越晚唐同代诗人的关键所在。
此诗作于大中元年（847年），正值晚唐牛李党争余波未平之际。李商隐因卷入政治漩涡，长期沉沦幕府。此前他受桂管观察使郑亚之邀，赴桂林任幕僚，但仅一年后郑亚即被贬为循州长史，诗人被迫离桂北上。诗中“自桂林奉使江陵”即指此次奉命出使荆南的行程。此时唐宣宗虽已即位，但宦官专权、藩镇割据的痼疾未除，士人阶层普遍陷入“报国无门”的幻灭感。李商隐作为“李党”成员郑亚的幕僚，更因党争牵连而仕途蹇涩，诗中“下客”“明公”的称谓，既是对恩主的谦卑，亦是对自身“寄人篱下”处境的无奈自嘲。
从诗人个体境遇看，此诗创作于其人生最困顿的转折期。此前他因娶王茂元之女而被视为“背牛投李”，遭令狐绹等“牛党”成员排挤；此后他辗转于徐州、梓州等地幕府，直至病逝。诗中“烟波吴楚接”一句，表面写地理空间的辽阔，实则暗喻政治漩涡的不可测——吴楚之地既是历史典故中屈原、贾谊的流放之所，也是晚唐党争中无数失意文人的漂泊坐标。这种将个人命运嵌入历史长河的写法，使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感怀，成为一代士人精神困境的缩影。
诗中“桂林”“江陵”“吴楚”“洞庭”构成了一条横跨今广西、湖南、湖北的古代驿道。桂林（今广西桂林）在唐代为桂管观察使治所，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咽喉；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则为荆南节度使驻地，控扼长江中游。诗人自桂林北上，沿湘江经洞庭湖至江陵，正是唐代“湘桂走廊”的核心路段。此路线在历史上具有双重象征：既是屈原《九章》中“朝发枉渚兮，夕宿辰阳”的流放之路，也是张九龄、柳宗元等贬谪文人南迁北返的必经之途。李商隐选择这一地理坐标，实为以空间移动隐喻政治命运的起伏——桂林的“炎方”象征仕途的冷遇，江陵的“楚塞”则暗含对中原朝廷的遥望。而“洞庭”作为楚文化的精神地标，其“日色深”的意象既呼应了《楚辞》中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的萧瑟，又为全诗笼罩上一层历史宿命论的阴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