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牧《李甘诗》以“太和八九年”开篇，直陈时局，笔锋如刀。全诗采用赋体铺陈与比兴结合的手法，如“烈风驾地震，狞雷驱猛雨”以自然灾异隐喻朝堂动荡，将甘露之变后宦官专权的恐怖氛围具象化。诗中“夜半沙上行，月莹云如絮”的静谧画面与“白日悬孤城”的苍凉意象形成强烈反差，暗喻李甘等正直之士在黑暗中的孤独坚守。杜牧善用“孤”“寒”“独”等冷色调词汇，如“孤臣泪尽血”“寒骨埋荒丘”，以物象的冷寂传递情感的炽烈，形成“以冷写热”的独特审美张力。
情感表达上，诗人将个人悲慨与历史反思熔铸一体。对李甘“谏书未及上，身已陷刀锯”的悲剧命运，杜牧以“天高不可问，白日何由照”的诘问，既是对友人冤屈的痛悼，更是对晚唐政治生态的绝望控诉。诗中“古来贤者死，往往成埃尘”的慨叹，将个体遭遇升华为士人群体在乱世中的普遍困境，使悲怆之情具有了历史纵深感。结尾“谁为后来者，重作哀哉辞”的设问，既是对后世知音的呼唤，也暗含诗人以诗存史的自觉担当。
艺术结构上，全诗以叙事为骨，抒情为肉，议论为魂。从“李甘字子美”的平实介绍，到“一死不足惜”的慷慨陈词，再到“千载有余悲”的深沉咏叹，形成“起-承-转-合”的完整脉络。杜牧巧妙运用“忽”“俄”“旋”等时间副词，将李甘从被贬到遇害的短暂过程浓缩于数十字中，强化了命运的荒诞与残酷。这种“以简驭繁”的叙事策略，与白居易《长恨歌》的铺张扬厉形成鲜明对照，体现了杜牧“刻意伤春复伤别”的独特诗学追求。
唐文宗太和九年（835年）的“甘露之变”是此诗的直接触媒。宦官仇士良等诛杀宰相王涯等朝臣，血染大明宫，朝野陷入恐怖。杜牧时任监察御史，虽未直接卷入，但目睹同僚李甘因反对郑注、李训等佞臣而被贬死，内心震动极大。诗中“郑注小人奴，李训逆贼子”的直斥，正是对这场政治清洗的愤怒回应。晚唐牛李党争愈演愈烈，杜牧作为李德裕门生，却对党争持批判态度，这种矛盾心态在诗中表现为对“忠奸难辨”的困惑。
杜牧此时正值而立之年，却已三历幕府，仕途坎坷。其祖父杜佑曾任宰相，家族荣光与个人失意形成巨大落差。诗中“我时在谏垣，亦曾论此事”的自述，既是对自身政治参与的记录，也暗含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”的无奈。杜牧晚年追忆此事，更添“往事已成空，还如一梦中”的幻灭感。这种个人命运与时代悲剧的交织，使《李甘诗》超越了单纯的悼亡之作，成为晚唐士人精神困境的缩影。
诗中“夜半沙上行”的“沙”指长安城外的渭河沙洲，唐代此处常为贬官流放者途经之地。李甘被贬封州（今广东封开），需经此渡口南下。杜牧以“月莹云如絮”的夜景反衬友人“孤舟万里行”的凄凉，暗合“灞桥折柳”的送别传统。而“白日悬孤城”中的“孤城”当指封州治所，地处岭南瘴疠之地，与长安的繁华形成地理与心理的双重隔阂。这种空间对比强化了“忠臣投荒”的悲剧性，也折射出唐代“南贬”文化中“去国怀乡”的集体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