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居易此诗以五十韵的长篇排律，展现了其晚年贬谪途中的复杂心境。开篇“昔作咸秦客，常思江海人”以时空对照手法，将昔日京华宦游与当下江海漂泊并置，形成强烈的命运反差。诗中“水程通海阔，山势抱江深”等句，以阔大笔触勾勒地理形胜，实则暗喻人生际遇的不可测。诗人善用叠词如“渺渺”“萧萧”，既摹写舟行江上的实景，又通过声韵的绵长传递出羁旅的孤寂感。尤为精妙的是“雁断知风急，潮平见月多”一联，以雁断喻音书阻隔，以潮平见月暗示心境澄明，将物理现象与心理状态熔铸为象征性意象，体现了白居易后期诗歌“言浅思深”的独特美学。
在情感表达上，诗人通过“兄弟垂垂老，风波处处同”的直白感叹，与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”的隐晦呼应，构建起家族离散与个人命运的复调叙事。诗中“泥涂岂殊遇，霄汉本无期”的自我宽解，实则是用反讽手法强化了政治失意的痛楚。而结尾“莫作经年别，贫贱易为别”的劝慰，以家常语道出世事沧桑，这种“以俗为雅”的修辞策略，恰是白居易新乐府精神在贬谪诗中的延续。
艺术结构上，五十韵的铺陈并非简单罗列，而是以“舟行”为时间线索，将地理景观、历史典故、人生感悟编织成有机整体。如“楚水清若空，遥将碧海通”暗用《水经注》典故，既写实景又隐喻仕途的阻隔；“屈原憔悴处，贾谊谪居时”的并置，则通过历史镜像强化了诗人的自我认知。这种时空交错的叙事手法，使长诗避免了单调的线性叙述，呈现出立体化的情感空间。
此诗作于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白居易因上书言事触怒权贵，由江州司马转任忠州刺史的赴任途中。此时正值“元和中兴”后期，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日益加剧，诗人早年“兼济天下”的政治理想已遭重创。江州之贬（815年）是白居易人生的转折点，从《琵琶行》中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悲慨，到本诗“宦情薄似秋云”的冷峻，可见其心态从激愤转向内省。忠州地处巴蜀边陲，属“蛮荒之地”，此次调任实为明升暗贬，诗人以“舍弟”为倾诉对象，既是对家族亲情的依恋，也暗含对朝堂党争的疏离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白居易在赴任途中特意绕道江陵，此地不仅是唐代贬官南下的重要驿站，更是屈原、贾谊等失意文人的精神地标。诗人借“楚水”“巫山”等地理意象，将个人遭遇嵌入中国文人“贬谪-怀古”的集体记忆。诗中“欲知除老病，唯有学无生”的佛家语，折射出白居易在政治挫折后转向禅宗寻求解脱的心路历程，这种“吏隐”心态的萌芽，预示其后期“中隐”思想的形成。
江州（今江西九江）至忠州（今重庆忠县）的航程，是唐代长江中游最重要的贬谪路线之一。诗中“浔阳江头夜送客”的江州，是白居易贬谪生涯的起点，此地因《琵琶行》而成为文学史上的“伤心地”。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作为楚文化中心，承载着屈原行吟泽畔、宋玉悲秋的文学传统，诗人“经过怀古意，惆怅暮云平”的感慨，正是对楚地贬谪文学谱系的自觉继承。忠州地处三峡腹地，其“巴山楚水凄凉地”的地理特征，在白居易笔下转化为“山城虽荒凉，竹树有嘉色”的辩证书写，这种对贬谪地的“陌生化”审美，实则是诗人通过地理重构完成心理调适的文学策略。诗中“瞿塘峡口冷烟低”的险峻景象，与“白帝城边古木疏”的历史沧桑，共同构成了唐代文人“三峡书写”的典型意象群，既是对自然地理的真实记录，也是政治险途的隐喻表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