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《调张籍》以“调”为名，实为诗论与友情的双重交响。开篇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”以雷霆之势破题，将李白、杜甫并尊为诗坛日月，以“光焰”喻其不朽艺术生命。诗人运用夸张与对比手法：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以蝼蚁撼树的荒诞意象，辛辣讽刺当时贬抑李杜的浅薄论调，而“徒观斧凿痕，不瞩治水航”更以治水为喻，揭示世人只见诗作雕琢痕迹，却不见其如大禹治水般浑然天成的创作境界。这种以自然意象承载诗学理念的写法，将抽象批评化为具象画卷，堪称“以诗论诗”的典范。
中段“惟此两夫子，家居率荒凉”转入对李杜命运的悲悯，情感陡然沉郁。诗人以“帝欲长吟哦，故遣起且僵”的奇幻想象，将李杜的坎坷际遇解释为上天刻意锤炼其诗魂，暗含“诗穷而后工”的创作规律。而“平生千万篇，金薤垂琳琅”则以金玉珍宝喻诗作，与后文“仙官敕六丁，雷电下取将”的神话场景相呼应，形成从人间苦难到仙界珍视的强烈反差。这种虚实交织的手法，既是对李杜艺术价值的终极肯定，亦暗含韩愈自身“不平则鸣”的文学主张。
末段“我愿生两翅，捕逐出八荒”以狂放之姿收束全篇，诗人化身追日夸父，渴望追随李杜足迹翱翔于诗国苍穹。其中“精神忽交通，百怪入我肠”以通感手法写创作灵感，将抽象的诗思具象为“刺手拔鲸牙，举瓢酌天浆”的奇崛画面，既展现韩愈“以丑为美”的险怪诗风，又暗喻诗歌创作需兼具雄奇与醇厚。全诗从批判时论到追慕先贤，最终落脚于自我期许，情感如江河奔涌，层层递进，将诗学理想与生命激情熔铸为一。
此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年间（约812年前后），正值中唐“元和诗变”高潮期。彼时诗坛流派纷呈：元稹、白居易倡导“新乐府”强调写实通俗，贾岛、孟郊则追求苦吟瘦硬。而韩愈作为古文运动领袖，力主“文以载道”，其诗风更以雄奇险怪著称。在此背景下，部分文人开始质疑李白、杜甫的经典地位，甚至出现“李杜优劣论”的偏颇之见。韩愈此诗正是为捍卫李杜诗学正统而作，既是对时人“群儿愚”的当头棒喝，亦是对自身诗歌理想的宣言。
诗人彼时仕途坎坷，屡遭贬谪。自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因上《论天旱人饥状》被贬阳山，至元和初年虽短暂回朝，却因《平淮西碑》争议再陷政治漩涡。这种“居大荒”的境遇与李杜“流落人间”的遭际形成精神共鸣。诗中“帝欲长吟哦，故遣起且僵”的自我宽慰，实为韩愈借李杜酒杯浇己之块垒。他通过重构李杜的“受难叙事”，既为自身坎坷寻找超越性解释，更试图在“诗道崩坏”的焦虑中，为诗歌创作确立永恒的精神坐标。
诗中所涉地理意象多具象征意义。“八荒”指代天地四极，源自《淮南子》中“八殥之外曰八荒”的宇宙观，韩愈以此喻诗歌创作的无限疆域；“天浆”典出《山海经》中“仙丘降甘露”的传说，暗指艺术灵感的琼浆玉液。而“刺手拔鲸牙”的骇浪意象，则与韩愈《送孟东野序》中“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”的海洋隐喻一脉相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诗中“仙官敕六丁”的“六丁”本为道教护法神将，韩愈将其与“雷电下取将”结合，实将李杜诗作升华为天地共宝的圣物。这些虚实相生的地理掌故，既延续了楚辞“上叩天阍”的浪漫传统，又暗合韩愈“务去陈言”的创作理念，使全诗在现实批判与神话想象间构建起独特的审美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