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《八哀诗·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》以沉郁顿挫之笔，塑造了一位兼具文韬武略的忠臣形象。首段“郑公瑚琏器，华岳金天晶”以玉器喻其德才，以华岳之精魂喻其气魄，开篇即奠定崇高基调。诗中“昔在凤翔都，共通金闺籍”以“金闺”暗喻朝廷机要，通过时空交错的笔法，将严武早年与杜甫同朝为官的往事与后期镇守蜀地的功绩交织，形成历史纵深。尤其“诸葛蜀人爱，文翁教化成”一句，以诸葛亮、文翁两位蜀地先贤作比，既凸显严武治蜀的仁政教化，又暗含杜甫对理想政治的追慕，典故运用如盐入水，不着痕迹。
中段“登坛礼命崇，仗节临危地”以“登坛”呼应汉代拜将仪式，“仗节”暗合苏武持节之忠，通过仪式化场景强化严武临危受命的悲壮感。杜甫善用矛盾修辞，“公来雪山重，公去雪山轻”以“重”“轻”对比，将严武对蜀地安危的决定性作用具象化，雪山意象既暗指地理险阻，又象征政治压力，形成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张力。末段“炯炯一心在，昭昭万古名”以叠词强化情感，从“炯炯”的具象目光到“昭昭”的抽象声名，完成从个体生命到历史永恒的升华，这种由实入虚的笔法，正是杜诗“沉郁”风格的核心体现。
全诗结构如交响乐般层层递进：从追忆共事之谊，到铺陈治蜀功绩，再至哀悼逝去之痛，最后以“空余老宾客，身上愧簪缨”收束，将个人哀思升华为士大夫群体的精神困境。杜甫以“老宾客”自居，既是对严武知遇之恩的感念，又暗含“英雄失路”的悲慨，这种将个体命运嵌入历史洪流的写法，使哀悼诗突破了私人情感的局限，成为对盛唐士人集体命运的深沉叩问。
此诗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（766年）秋，杜甫流寓夔州期间。此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，但藩镇割据、吐蕃侵扰的乱局未解，严武于永泰元年（765年）暴卒于成都，蜀地失去擎天之柱。杜甫与严武交谊深厚，曾在其幕府任节度参谋，严武不仅给予杜甫物质庇护，更在精神上成为其“致君尧舜”理想的现实寄托。严武之死，对杜甫而言不仅是挚友的永别，更是政治理想的幻灭，这种双重打击在诗中表现为“哀”字的多重意蕴：既哀严武之逝，更哀国事之衰、士道之孤。
杜甫创作《八哀诗》时，已漂泊西南近十年，从秦州、同谷到成都、夔州，始终未能实现北归中原的夙愿。诗中“锦江春色逐人来，巫峡清秋万壑哀”的时空对照，正是诗人自身处境的投射：锦江（成都）的春色已成追忆，巫峡（夔州）的秋景却充满哀愁。这种地理空间的迁移，暗喻着诗人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流放感。严武作为杜甫晚年最重要的政治盟友，其死亡标志着杜甫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理想的彻底破灭，故诗中“空余老宾客”的自嘲，实为对自身“乾坤一腐儒”命运的悲叹。
诗中地理意象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。“华岳金天晶”中的华岳（华山）位于陕西，既是严武籍贯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的象征，又暗合其“金天”之德（五行中西方属金，主肃杀），暗示其镇守西陲的军事才能。“锦江春色”指成都锦江，严武曾两度镇蜀，锦江沿岸的武侯祠、文翁石室等古迹，正是其“诸葛”“文翁”政绩的实体见证。而“巫峡清秋”则指向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，杜甫在此地遥望成都，形成“锦江—巫峡”的空间张力，既暗示严武治蜀的辉煌与诗人流寓的孤寂，又暗合“巴蜀咽喉”的地理战略意义——严武镇守的剑南道正是抵御吐蕃的前线。这种地理书写，使个人哀思与家国命运在空间维度上达成共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