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此诗以画障为媒介，将视觉艺术转化为诗性语言，展现了“诗画相通”的至高境界。开篇“堂上不合生枫树，怪底江山起烟雾”以惊诧之语破题，用“不合”“怪底”制造虚实交错的幻觉，暗示画作之逼真已超越物理逻辑。随后“闻君扫却赤县图，乘兴遣画沧洲趣”一句，既点明画家刘少府的身份，又以“赤县图”与“沧洲趣”的对比，暗喻从官场束缚到山水自由的审美升华，笔锋陡转间尽显杜甫对隐逸精神的向往。
诗中艺术手法尤以“通感”与“时空错位”最为精妙。如“悄然坐我天姥下，耳边已似闻清猿”，诗人以听觉补足视觉，将静态画境延展为动态声景，令读者如临其境。而“舟人渔子入浦溆，山木尽亚洪涛风”一句，通过“入”“亚”等动词的拟人化处理，使画中景物突破二维限制，形成风涛与草木共舞的戏剧张力。更妙在“元气淋漓障犹湿，真宰上诉天应泣”，以“元气”喻画中生机，以“天泣”拟自然共鸣，将艺术创作提升至与天地交感的神圣维度。
末段“刘侯天机精，爱画入骨髓”转入对画家的赞颂，但杜甫并未止于溢美，而是以“自有两儿郎，挥洒亦莫比”点出艺术传承的家族性，暗合中唐文人“诗书传家”的理想。最终“若耶溪，云门寺”的典故收束，以谢灵运、王羲之等名士的栖隐之地作结，既呼应前文“沧洲趣”，又赋予画作以历史纵深，使山水之景超越个人情志，升华为文化精神的永恒载体。
此诗作于唐肃宗乾元元年（758年）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。彼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，但藩镇割据初显，朝廷党争加剧，杜甫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，政治生涯陷入低谷。诗中“画师亦无数，好手不可遇”的慨叹，实为诗人对自身怀才不遇的隐喻——刘少府以画技得遇知音，而杜甫却以诗才遭逢弃置，这种对比折射出乱世中文人“艺重于道”的无奈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杜甫此时已从长安漂泊至奉先（今陕西蒲城），亲历战乱中百姓“幼子饥已卒”的惨痛（见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。诗中“沧洲趣”的山水向往，实为对现实苦难的暂时逃遁，而“天机精”“爱画入骨髓”的赞语，则暗含对艺术救赎功能的信仰——当政治理想破灭时，唯有诗画能留存人性中不灭的灵光。这种矛盾心境，恰如画障中“洪涛风”与“山木亚”的对抗，既是自然之力，亦是时代之殇。
奉先县（今陕西蒲城）地处关中平原东北部，北依尧山，南临洛水，唐代为京兆府属县，因唐睿宗桥陵所在而升格为“奉先”。此地不仅是杜甫短暂栖居的驿站，更因“桥陵”与“唐十八陵”的关联，成为安史之乱后皇权衰微的隐喻。诗中“赤县图”指代天下版图，而“沧洲趣”则指向江南隐逸之地（如若耶溪、云门寺），这种地理空间的跳跃，实为杜甫对“庙堂”与“江湖”二元对立的诗化表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奉先县在唐代以“蒲城”著称，杜甫诗中却未直呼其名，反以“堂上”“沧洲”等虚化空间替代，暗示画障中的山水已超越具体地域，成为精神乌托邦的象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