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《猛虎行》以猛虎为喻象，构建了一幅权力与暴力的寓言图景。开篇“猛虎虽云恶，亦各有匹侪”以反讽笔法切入，表面为虎辩护，实则暗讽人间权贵结党营私。诗中“身食黄熊父，子食赤豹麛”的递进式描写，通过食物链的层层吞噬，隐喻权力阶层的贪婪无度。这种以动物世界映射人间百态的手法，继承了《诗经》比兴传统，却更显冷峻犀利。
在情感表达上，韩愈展现出“以丑为美”的独特美学追求。诗中“择肉于熊豹，肯视兔与狸”的细节刻画，将猛虎的残暴与权贵的傲慢并置，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。而“正昼当谷眠，眼有百步威”的静态描写，以虎的慵懒姿态反衬其威慑力，这种动静相生的笔法，恰似杜甫“猛虎卧在门”的意象，却更添几分阴鸷之气。
结尾“自矜无对当，气性纵以乖”的议论，突然转向对猛虎命运的预言。诗人以“朝怒暮其栖”的时空对照，暗示盛极必衰的规律。这种由物及理的升华，使全诗超越单纯的讽喻，上升到对权力本质的哲学思考。韩愈在此展现的不仅是诗才，更是对人性幽微的深刻洞察。
此诗作于唐德宗贞元年间（785-805），正值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之际。韩愈时任监察御史，目睹成德节度使王武俊、魏博节度使田绪等藩镇势力坐大，他们“以土地传子孙，胁百姓，据要冲”，恰如诗中猛虎“择肉于熊豹”的霸道行径。这种政治生态的恶化，促使诗人以猛虎为喻，直指中央集权衰微下的权力失序。
韩愈个人仕途的坎坷更深化了此诗的批判力度。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，他因上书《论天旱人饥状》揭露京畿官吏横征暴敛，被贬为阳山令。这种“忠而见谤”的遭遇，使他对权力阶层的虚伪有了切肤之痛。诗中“自矜无对当”的猛虎，正是那些恃宠而骄的权臣的写照，而“气性纵以乖”的结局，则暗含诗人对正义终将伸张的信念。
诗题“猛虎行”为乐府旧题，其地理意象源自《礼记·檀弓下》“苛政猛于虎”的典故。韩愈巧妙地将这一文化符号与中唐现实结合，使“猛虎”成为多重空间的隐喻载体。从表层看，诗中“正昼当谷眠”的“谷”可指代秦岭、太行等藩镇割据的险要地形；深层而言，这“谷”实为权力场域的象征，恰如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中“虎落平阳”的典故，暗示着权力中心的脆弱性。韩愈通过这种虚实相生的地理书写，将乐府古题的历史厚重感与当代政治批判完美融合。